泰山师师部大楼事件后,在北京的中央“*”小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作任何表态,就像此事没有发生过一样,使人感到难以琢磨。马天生每次见了李云龙也若无其事地寒暄几句,似乎他和李云龙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。而李云龙可不这么乐观,他虽然对政治不大感兴趣,但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,党内政治斗争他见得多了,对这种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有着清醒的认识。他心里明白,那个屁大点儿的事都要插手表态的中央“*”小组此时的沉默,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。平时,李云龙这里要有个风吹草动的,他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、老部下都会打来电话,或安慰,或打气,或问候。可这次李云龙的大名在全国亮相后,他的电话机却异常沉寂,没有任何人来电话。连田雨都感到奇怪,这么多从战火中冲杀过来的生死与共的老战友,哪个不是胆大包天敢揪阎王爷鼻子的人?难道就因为中央“*”小组还没表态就吓得连电话也不敢打了?大概,这就叫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吧。
几个月后,北京方面终于有了些动静,中央“*”小组的刊物《简报》上刊登了来自本市造反派的控诉。来信控诉了本市造反派被大军阀、带枪的刘邓路线代理人李云龙残酷镇压的经过,强烈要求中央“*”小组为受害者做主。其中有几封来信是用真正的鲜血写成的,信写得很长,除了叙述流血事件的经过外,通篇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政治抒情诗一样的语言。据说,中央“*”小组信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阅后私下对一个朋友发出感慨,这封血书的用血量肯定已超过200毫升,比一次义务献血的量还要多。
血书一:敬爱的毛主席,敬爱的林副主席,敬爱的中央“*”小组,敬爱的*同志,我们要控诉,控诉残酷镇压造反派战士的反革命刽子手李云龙。相信毛主席、林副主席、中央“*”小组会给我们做主,为我们申冤……
血书二:天上有颗北斗星,造反派日夜想念*,毛主席啊毛主席,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“文化大革命”又遇到半途夭折的危险,您的造反派战士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,我们向您宣誓:头可断,血可流,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。不怕死,不怕抓,一定要把无产阶级“文化大革命”进行到底……
《简报》是中国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政治晴雨表,是个政治倾向极强的刊物,它旗帜鲜明地只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。那就是保卫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胜利成果,任何人胆敢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正确性提出哪怕半点质疑,都将被视为十恶不赦,都应该“全党共诛之,全国共讨之”。凡被此刊物点过名的人都在劫难逃。它的操作程序通常是这样,先不作任何评论地刊登几封群众来信,对某地某人提出控诉或批判,至于是否真有那么几位“群众”那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信号已经发出,此人已被划入“另册”了。
李云龙看完《简报》随手便揉作一团扔进纸篓里,他已经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悄然逼近,这一生,他参加过数百次战斗,每次投入战斗之前,他都有一种临战的冲动。现在,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,他相信,这大概是最后一战了。李云龙自从下了开枪的命令后,心里倒坦然了,他从来就是这样,凡事既然下决心干了就决不后悔。如果说他在下令攻击之前,心里还对那些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存有某种愧疚的话,那么当他看到自己的战士被打倒时,那种愧疚霎时就转化成雷霆般的暴怒。他在战前曾向吴玉水反复强调过一条死命令:对方如不开枪,警卫营绝不允许开枪,遇到抵抗只许使用*和拳头。他幻想着能不发一枪地解决事端,谁知事与愿违,对方竟敢率先开枪,而且不是零星的射击,竟是轻重机枪组成的严密火网,大有把第一梯队全部置于死地的意思。李云龙几乎气疯了,若不是小吴拼命抱住他,他早就冲上去了。流血事件发生后,他的态度硬得像块石头,他从来没指望那个中央“*”小组能放过他,这不可能,那个炙手可热的“小组”平时没事还惦记着生事呢,何况是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。反正是发昏当不了死,李云龙就这一个脑袋,砍一刀和砍十刀没多大区别。横下一条心的李云龙打定主意,不管发生什么事,他绝不打算受辱,那些想看他被揪着头发、撅着“喷气式”挨批斗的人,一边儿待着去吧,想都甭想。别人能受,他李云龙可不受这个。要他死可以,要他撅着腚挨斗受侮辱?门儿也没有。他从抽屉里找出了十几年没摸的手枪,每天枪不离身,睡觉时也要放在枕下。他这辈子没有被俘的体验,如今就更不打算体验了,要是哪个不知深浅的小子拿着什么狗屁逮捕令对他动手动脚,他就开枪打他狗日的。出乎他的意料,最先找上门的,不是中央“*”小组的逮捕令,也不是已作鸟兽散的造反派组织,而是那些死伤者的家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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